“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最好的中学教育，面临择校的时候，你的考虑范围会有多大？本市、本省、中国大陆、大中华地区，还是全世界？”这是一位教育工作者抛出的问题。

　　七八年前，对绝大部分家长而言，这个答案还是本市公立学校一条船。但近几年来，国际学校或出国留学，早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企业家、高管、高知家庭的首选。小升初入学政策的变来变去，也让一部分被挡在公办学校之外的非京籍、非片内家长，被迫走上了一条“非主流成长”的教育道路。

　　“洋教育”抢滩中国？

　　在官方语境中，国际学校仅为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外籍学生开办，实施外国学制，不受中国教育主管部门约束。中国籍学生，则必须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是一个涉及到“教育主权”的问题。虽然我国对教育领域的开放始终呈审慎态度，2014年，北京教委甚至明确表态暂停公立高中国际部的审批，然而这些都未能抵挡住入学需求的高涨和教育机构的办学热情。

　　五花八门的国际学校、国际班经常让“小白”家长一头雾水。据汉通洋高考创始人吴越透露，连教育圈内都有不少人，以为中加学校、君谊中学等是国际学校，而对真正的国际学校，如北京顺义国际学校、京西国际学校等不甚了解，甚至闻所未闻。

　　那么这些国际学校都有什么异同？

　　北京世青国际学校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锰回忆说：“早在80年代，使馆区出现了外交人员子女学校，例如大韩国际学校、巴基斯坦使馆学校、德国国际学校等等，前期主要为大使馆的孩子提供服务，后来扩展到了在京的外国人。到了90年代，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出现了，在北京大约有20所左右，最著名的北京顺义国际学校，是由大使馆办的外交人员子女学校演化而来，还有京西国际学校、哈罗国际学校、耀中国际学校等。”

　　哈罗为中国普罗大众熟知的过程最为有趣。哈罗的闻名不是因为它出过拜伦、张伯伦、丘吉尔、尼赫鲁、侯赛因等一众名校友，而是有报道称“英国十大杰出华人青年”薄瓜瓜乃是哈罗公学500年历史上第一个中国学生。

　　它的中国校舍，早年位于北三环安贞西里一个老旧的居民区。教艺术的意大利老师经常鼓励他那些“贵族学生”去校外的居民区看看，和大爷大妈们聊聊天。时间长了，穿着雄狮标志校服的学生们在小区里混得还挺熟。后来哈罗迁往五环外的顺义新校区，硬件条件更加高大上——可过滤不良空气的室内篮球场，类似一个穹顶大教堂的图书馆，从音乐大厅透过超大飘窗往外看，碧蓝的湖水一眼望不到边……但唯独少了些接地气的机会。

　　包括哈罗在内的国际学校，都要求学生必须是外籍或者持外国绿卡，有些甚至对父母的国籍都有要求。但一位匿名的教育工作者告诉记者，有些学校要求也不是那么严，学生以正在办理移民等为由，也能成功申请。“中国籍生源大概能占到20%-30%，这一块民不举、官不究，一般不怎么特别公开。”

　　由此可见，以上两类学校至少在明面上，和中国家庭没什么关系，老板也都是外籍。而第三类国际学校的老板则都是中国人，中外学生同堂，李锰称之为“提供国际课程的中国民办学校”。

　　早在2000年，世青国际学校成立，外籍学生占65%，中国籍学生（含港澳台）占35%.此后“民办洋教育”风生水起，2005年乐成国际学校成立、2006年海嘉双语学校成立……根据吴越女士的统计，截止到2013年7月，乐成的中国籍学生占到20%，青苗为50%，而王府、中加、康福、新英才、汇佳、树人瑞贝、拔萃等学校90%以上招收的都是中国学生。这些学校的创办者，多为企业家，如王府、乐成、新英才的背景都是房地产开发商，有些则原本就是教育从业者，如世青的校长王虹，原是北京五十五中国际部的负责人。

　　不过时下家长们谈论最多的“国际学校”，却是另外一块“是非地”。

　　在记者采访中，70%以上选择“国际学校”的家长，其实送孩子上的都是公立中学开办的“国际班”——基本上都提供高中课程，中考结束以后小孩就进入到出国程序。这里面有真正的国际班，只招收外籍子女或国际留学生，如清华附中国际部；也有90％学生都是中国籍的北京四中国际校区、人大附中中英办学、首师大附中国际部等。无论是名校，还是普通高中创办的“国际班”，几乎从诞生之初，就因其乱象丛生、利益链复杂，质疑声不断。

　　“曾经有段时间，重点中学热衷创办自己的民办校。初中是义务教育，不能高收费。搞民办校，就可以打着名牌中学的招牌高收费。国际班不过是以‘辅导学生出国留学’重新包装的小金库项目，收费更高。”一位家长告诉记者。

　　另有熟悉情况的家长透露了一个“公开的秘密”——国内名牌高中的国际部，很多都是由外面的第三方机构实际操盘，双方分成。教职员工则是由普高临时调往国际班。

　　但一位教育界人士认为：“第三方操盘也不可一概否定，有些机构也做的时间很长了，非常专业。但毕竟是两个主体，一旦双方闹矛盾，容易对学生造成伤害，曾经在上海就出过这样的事情。”

　　8月份，几所国际学校在上海相继开学或预备落户，一时有媒体惊呼：“国际学校抢滩，撬动上海教改”。而上述人士认为这是一个“伪命题”。“真正的国际学校不能招收中国籍学生，怎么抢滩？至于公立学校牵手的国外中学，这里面水很深。在这些合作办学项目中，很多国外学校存在的价值，只是为了让整个项目在中国得以审批通过，无所谓抢滩之说……”

　　家长非富即贵？

　　上国际学校的家庭，在一般人看来，肯定是“非富即贵”。

　　“某导演的儿子以前读的就是北京的美国学校，担任学生会主席，现在已经在纽约大学读大二了。”一位与其熟悉的朋友告诉记者。

　　很多国际学校的招生办给家长留下的印象则是“傲慢”、“势利眼”。

　　而李锰则认为：“早期我们300-400个学生中，绝大部分都是母语非中文，最少的时候，只有22个中国孩子，来自全国各地。这些家庭都是中国最早富起来的，企业家居多，明星也有。那时候大部分中国家庭没有上国际学校的需求，直到2007、2008年，需求才明显多起来。现在大富大贵的，要么买学区房送孩子上名校，动辄上千万，要么直接送孩子出国了。北京国际学校的学费一年10万-25万人民币，不需要大富大贵也能上得起。”

　　孩子就读于清华附中国际部的程涛告诉记者：“我感觉家长分三类，第一类是顶尖的，例如姜文、倪萍、杨澜这样的名人。这类家长在选学校的时候更看重名头，不见得多理性。第二类是特别外企范儿的，有些家长在外企大公司任高管，孩子学费可以报销。第三类高知和新富家庭居多，小升初太费劲，把他们给逼得实在受不了了。”

　　程涛将自己归入“理智派”。他认为：“有些人上国际学校，只看哪家最好，或者哪家最贵，这实际上是一个坑。不同的国际学校有不同的气质。而小孩的发展也是非常个性化的。第一要花时间想清楚，自己孩子的特点是什么，适合上哪家学校。”

　　择校的时候，程涛花时间把心仪的每家学校都跑了一遍，也请教了不少过来人。在他看来，京城的国际学校，大致可以分为“英范儿”和“美范儿”两大类。前者比较注重基础的东西，强调基本的技能要扎实，留的作业很多，非常标准化。后者的作业往往是一个团队留一个课题，完成得怎样在学生自己，分数好的能够得到展览的机会。有可能超一半的学生会非常玩命，不可避免的也一定会有人混事。程涛希望孩子将来去美国上大学，选的是“美范儿”的清华附中国际部。

　　接下来他重视的是学校规范与否。这位毕业于清华的“海归”说：“清华人本来就喜欢在清华边上扎堆，清华附中国际部就是一个清华海归学子扎堆送孩子上学的地方。学校比较规范，很多老领导、教授的孩子都在里面，校方不敢乱来。”

　　毕业于北大的企业家海客说，送儿子上国际学校是因为他更崇尚素质教育。

　　这是一位“心很宽”的非典型父亲。“我主要受国外教育理念影响，觉得人生很漫长，学习课本知识的重要性只占到20%-30%，而智力、情商、性格、品格、健康、快乐、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这些都很重要。从上幼儿园我就带着他各种玩，学三国杀、打游戏，从来没把孩子往上牛小的方向培养。他喜欢看书，从上小学开始就自己找书看，上网络公开课学心理学。小学前三年简单，每科能考100分，四年级以后天天看书，成绩就落到十几名，我们对他能不能考上好初中，心里也没有底气。他妈妈、外婆都急了，让我管管，但我顺其自然，不学也不逼。最后是他自己看到升学压力了才开始重视，考上了北大附中。这说明阅读量大的孩子，学习成绩就不可能差，只要他重视了，成绩自然会上来，家长要放开一点。我也是这么过来的，从小自己看书，一样考上北大。”

　　中考结束后，海客的儿子本想参加高考。他觉得如果上国际学校，将来出国读书花钱比较多，4年大概200万左右的学习生活费。现在国内教育也越来越好了，还不如把这200万省下来，将来给他做创业基金。海客认为把钱投资在教育上值得，说服儿子上国际学校。

　　海客选择的是八一中学国际部。“当时是八一中学和美国莎杜克圣玛丽学校第一届合作。我去国外学校的网站看了，这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教会学校，外派教师资源过来，原汁原味。”

　　孩子在班里当上了班长，暑假参加40天的夏令营，到美国合作学校去学习世界文化、宗教史和创意课程。这些孩子可以留在当地读11、12年级（相当于国内的高二、高三）。但最终60个孩子里只有2个学生留下来，其中一个就是海客的儿子。“其他孩子吃不惯，我儿子比较独立，他说愿意接受挑战。”

　　朱教授就职于北京一所名校，他将一双儿女都送到了国际学校，原因是“国内高考太恐怖。往往有一个孩子考大学，全家两三年内都不得安生”。 身在外企的晓妤则在小学阶段就把儿子转往汇佳，有感于儿子在公立小学得不到“公平待遇”。

　　“平心而论，公立学校对孩子学习习惯的培养还是挺不错的，但老师更看重自己班的升学率，对学生好坏的评价标准，还是固定的思维方式，很安静很乖的受欢迎。我儿子思维活泼，坐不住，非常吃亏。他的自尊心又强，我担心过多的干扰会对他的开放思维造成影响，既然我准备初二就带他出国，不如转到国际学校先过渡一下。这里马术、高尔夫课程都有，学校在远郊空气好，蔬菜自己种，据说连猪都自己养。

　　还有部分家长则是被北京“史上最严”的入学政策挡在了公立中学大门外。有家长抱怨说：“在北京已经打工十多年了，孩子就是在北京出生的，户籍所在地没有房子也没有人，北京教委通知中考和高考无户籍的学生都不准参加。被逼无奈，一个打工者的子女也必须上这种学校出国留学，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留学万事大吉？

　　从记者的调查来看，无论当初家长是出于何种考虑选择国际学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认为这样的选择符合自己的初衷。

　　但也有人士表达了对未来的担忧。

　　“很多海外高中，大陆孩子扎堆，脱离家长视线后，比富、逃课、谈恋爱、打游戏……内心强大，自控能力强的孩子低龄留学则更合适一点。”一位国际律师声称。

　　“如果回头再来，可能不会选择送孩子去国外留学，国外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朱教授反思说：“哈佛性侵丑闻，一直都被捂着盖着，如今露出的只是冰山一角；剑桥、耶鲁、哥大的学生酗酒也厉害。我们的孩子还小，也不是特别懂事，挺让人担心。再说出国留学的孩子，大部分还是会回国，这样的话当初为了出国去读国际学校，就没有太大的意思。”

　　这些留学生中，最后回国的有多少？ 朱教授给出的比例是在80%-90%. “能出国的孩子，家庭条件都不错，奋斗精神就不如苦孩子多。出去以后举目无亲，水土不服，融入不了美国社会。我有个越南同学，十几岁就到了美国，本科在哈佛念的，英文好得不得了，但心理上还是改不了，台湾同学也是这样，一看到亚洲人就亲热得不得了。这些孩子，比较下来，就会觉得还是国内更好。父母有社会地位，对找工作也更有帮助。他们回国以后，又会觉得跟美国相比，这样、那样不如意。所以家长和孩子在择校的时候一定要想好，得做好吃苦准备。否则还不如在国内上，咬咬牙，再苦也把高考挺过去，等上研究生的时候再出国。”

　　程涛也认为：“不少小孩初中一天8节课，很累很压抑，暑假参加夏令营到美国学校一看那么轻松，立刻吵着要出国。家长也顺从孩子的意思，把他们先送到了国际学校过渡。这些孩子大学毕业了，自然也想继续留在美国，但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他们中绝大多数都得回中国，只有10%-20%能在美国办到工作签证。即便拿到工作签证，6年内还要办绿卡，不见得呆6年就能办到。多数人回来之后会非常失落，价值观不一样，找工作，除了外语好，没有其他优势。在国外读书，比如上哈佛，一年学费5万美元，4年100多万人民币，回国年薪10万，眼看着留在硅谷得同学可能一年拿七八万美元，巨大的心理落差是我们需要去正视的问题。”

　　有一个数据对程涛所说的现象提供了佐证。中国留澳学生达12.4万，但新任澳大利亚教育部部长佩恩说，只有2%的中国留澳学生最终拿到了澳大利亚的永久居留权，大部分的国际生会选择回国找工作。

　　正如李锰所言：“ 当国际学校的大门面对国内同学徐徐打开之际，请不要急不可待地冲进来。理解您急于挣脱应试枷锁的心情，但是国际学校不是灵丹妙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