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存在十余年的公立高中国际班的命运将被改写。

　　继2013年对公立高中国际班政策收紧之后，教育部正酝酿新的规范性文件，旨在将国际班与公立学校完全剥离。

　　据悉，2014年底，相关文件送审稿已完成，由于各方意见不一，仍在博弈中。

　　国际班桥梁

　　中国公立高中初设国际班，约始于2003年，主要在北京、上海及沿海发达地区出现。这与这些地方的家庭财富增加、网络信息透明、家长希望孩子更早接受国际教育相关。

　　国际班实际上是高中生通往本科留学（课程）的桥梁，普遍设立了美国AP大学先修课程、英国A-Level课程、IB国际文凭组织课程等，以及托福（课程）、SAT、ACT等应试类课程，学费每年在10万元左右。

　　公立高中国际班最早得益于国务院2003年发布的《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明确中外合作办学属于公益性事业，是中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

　　公办国际班遍地开花，则要追溯到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推动。纲要“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中小学对外交流与合作，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培养大批国际化人才”。

　　彼时，开办中外合作项目不算复杂。只要申请学校符合规定、具备法人资格，提交申请报告、合作协议和资产来源证明，并在15％的启动资金到位后，即可申请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获批后即可招生。

　　在上海，公立高中国际班曾以探索课程国际化为名，得到政府的经费支持。一段时间内，相关监管也不严格，一些学校只获得了区县教委的许可，甚至绕过市教委的审核办学。

　　中产家庭孩子出国留学的需求增长，进一步催生了国际班的扩张。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出国留学41.39万人，硕士留学生占整体留学生的比例明显下降，本科及以下学历就读人数明显增长。

　　《2014年出国留学趋势报告》说明，除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南京、郑州等二三线城市的国际班也发展迅速。贵阳、乌鲁木齐、银川等中西部一些经济欠发达城市也闻风而动。

　　全国目前共有约300余所学校开设了各类“国际班”，共引入20多种国际课程。

　　公立高中国际班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真正的“国际班”，招收的是国际留学生，举办这类“国际班”，必须由教育主管部门和外事部门审批。

　　第二类是纳入中考招生计划的“国际班”，这需要通过教育行政部门审批，额定招生计划，就读学生既有公立高中学籍，又可获得合作办学机构的高中学籍，也就是既可选择“洋高考（精品课）”，也可参加国内高考。

　　第三类是计划外招生的“国际班”，这类学生，没有高中学籍，只能参加“洋高考”。

　　进入公立高中国际班的学生，留学通道与普通学生并无不同，都需要经过托福、SAT考试、申请学校等流程，但设立国际班的普遍是当地较好的公立高中，且录取分数低于普通班，这对于家长更有吸引力。

　　公平性争议

　　7月，北京等地的中考录取刚刚结束，公立高中国际班再度“大热”。

　　北京四中、十一学校、首师大附中国际班的录取分数线反超普通班。

　　其中，101中学国际部招生人数仅60人，且严格限“京籍生源”，报名人数超过了2000人。

　　今年北京17所公立高中国际班在提前批次一共招生1470人，是2009年的三倍多。

　　2013年启动的北京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对于重点高中的跨区招生要求逐年压缩，但国际班不受此政策影响。2014年起，非京籍生不再享有北京普通高中的借读通道，大约有两成考生受此影响，其中一些转读公办高中国际班。独立留学顾问张旭称，这是近两年北京国际班备受欢迎的主要原因。

　　受到追捧的各类国际班一直行走在政策边缘地带。它们被认为以名牌公立高中吸引大量学生，但其商业化运作与公办教育体系结合，存在挤占公共资源的嫌疑。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曾指出，这类国际班面临公办学校办学资源流失（优秀师资到“国际班”教学）、学历教育机构举办非学历教育、多头监管以及财务不透明等问题。

　　在北京，公立高中国际班的学费大约为每学年8万－10万元，这还不包括书本费、住宿费、出国交流费用等内容。据了解，国际班教学运营成本一般占学费的40％，剩余的60％由学校和第三方机构五五分成。

　　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生建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有些学校引进部分国外课程，进行“预科教育”，是打“擦边球”的做法。这类课程通常是按地方课程改革实验批准办学的，收费没有法律依据。

　　一些学校还通过挂两块牌子的方式来规避政策。

　　一位从事国际教育的规划专家介绍，有公立高中注册一所私立学校，以租赁公办校舍的方式借壳开办国际班，到外专局审批招聘外教，退休的老校长担任校长，借私立学校的名义通过审批，对外招生时却打着公立中学国际部招牌。

　　公立高中国际班作为架往留学的桥梁，提供更精英化的教育，同时占用公立教育的场地、师资和计划内招生名额，招致教育公平性的争议。

　　“今年全国‘两会’上，一些委员和代表关于公办学校开设高收费的国际课程项目有违教育公平的发声，我们表示部分认同。”7月1日，北京四中公开发布《说明》表示。

　　政策趋向剥离

　　从2013年起，对公立高中国际班的政策开始收紧。当年，教育部出台《高中阶段国际项目暂行管理办法》草案，明确对各类高中“国际部”和“国际班”，从招生、收费等多方面予以规范，对部分不符合规定的“国际班”进行清理或转制。

　　此后，北京、上海宣布不再审批新的公办高中国际班，浙江、安徽、黑龙江、吉林等地将公办高中国际班的审批权收归到省级。

　　2014年4月，21所上海高中得到试点身份，包括复旦附中等11所市重点公立名校和10所民办高中。同年，上海市教委明令要求，试点国际课程的公办学校在收费上须与普通公办高中看齐。根据规定，公办高中的学费一般为900元到2000元一学期。原先一年国际班接近10万元的学费，差额由各个区政府进行补贴。

　　这些公办高中国际班的学生还被要求参加中考，学籍纳入普通高中。据了解，上海市教委的考虑是，对于已经存在的国际班，至少要收编和规范。

　　对于上海公立高中的国际班与普通班实行同等收费政策，上海教科院前院长胡瑞文认为，这变相鼓励了以纳税人的钱去补贴精英家庭，政策导向应是让他们自己去承担更高需求的成本。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也认为，公立高中享受财政经费拨款，满足教育的基本需求，国际班的设置与财政投入的价值取向、绩效目标不吻合，应该被剥离出公立体制。

　　将国际班剥离公立高中的建议渐渐突出并被逐渐坐实。

　　中央政策尚未出台之时，京沪两地已有所动作。一名上海公办高中国际部的负责人称，上海市教委曾提出五年时间内剥离，“民办化做成就继续开，做不成的可能就此停办”。

　　转制、剥离等各种规范办学的方案中，北京四中和北大附中国际班的做法可能代表了两个方向。

　　北京四中明确，自2016年起将国际校区整体迁到昌平区的北京佳莲学校，由公办向民办过渡，成为北京第一所承诺剥离国际班的公立中学。北师大二附中今年起保留本部的国际班，并与私立汇才学校合作，在小汤山新设立汇才国际教学校区，主要面向非京籍招收180名学生。

　　“新的佳莲学校和四中以后是什么关系？”留学代理初鉴（Initialview）公司的负责人Terry提出疑问。

　　与上海的试点学校类似，北京附中国际班的收费可能也会向普通班看齐。

　　中央关于剥离和转制的方案仍未清晰。教育观察者闻风认为，剥离后，如果公办学校和私立学校之间仍然合作，仍然会存在学校身份界定的不明确，教师的身份、产权明细、投资等不清晰的问题。

　　北京三十五中校长朱建民的担忧是，老师是否愿意去被私立化的国际班，公立学校的校长是否要放弃公办学校的身份，结果可能是“能不转就不转，能晚转就晚转”。

　　家长们则关心学费是否会伴随转制而猛涨。

　　“出国留学帮”的发起人、十一学校国际班学生家长Amy说，同是剑桥课程，公立人大附中的国际班收费每年8万元，民办人大附中朝阳分校的收费11.8万元，“转制后师资、课程设置、管理和收费是否变化？”

　　对很多非京籍生源来说，这还意味着最后一条在北京升学的计划内通道也被堵死了。

　　围绕公立高中国际班的争议，还延伸到所谓教育主权问题。国务院曾设定国外教育资源的准入门槛，教育部门解释，对教育服务贸易领域的商业存在，各国都非常慎重，通过市场准入、国民待遇等严格把关，以维护本国教育主权。

　　以上海为例，在公办教育体系中，初中阶段要引入外方课程几乎不可能，所谓课程融合也是以国内课程为核心，融合一些国外的教学方法和授课案例。国际班必须开设语文、思想政治、历史、地理课，学生需要通过与普通班相同的国内会考。

　　深圳则将国际课程内容限定于自然科学类、语言类和艺术类，教材必须经国家权威部门审查批准。

　　不过，越来越多中产家庭用脚投票，选择将孩子以国际班或其他方式送出国门，客观反射出他们对国内教育质量的不满。

　　一些办有国际班的公立高中校长因此担心，将这部分教育完全剥离出去后，对本校高中教育的现代化会有影响，国际班虽以国内课程为核心，但具有课程改革的性质，引进了一些国际化课程的内容。

　　国际班的学生在校内往往是组织活动最活跃的群体。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从2014年起在高中推行学部制、学分制、导师制、学长制、走班制“五制”课程改革，国际部担任改革试点，还是该校新课程的孵化器。“成功一门，就往学校高中部、初中部输送一门。”三十五中副校长王红军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这所学校已经作了两年的中美基础教育比较研究的课题，计划用五年至十年打造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课程，让没有出国机会的孩子在国内也能接受最优质的教育。

　　作为提供教育服务的一种竞争力量，国际班的存在对公立教育的改革也具有一定促进价值。将其从公立体制中剥离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建议，应该允许公立教育通过向市场购买服务的方式，来继续开办一些优质的国际课程。